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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看见”了什么

  这是我自己闹的笑话:在旧金山,有一次,和40多年前乡村学校的同事及学生茶聚,地点在金山湾东部的屋仑市。我驾车,在旧金山先接上两位女士——李老师和当过我的学生的阿莲。她们坐后排,我太太坐副驾驶室。到了茶楼,不少师生已到了,稍事寒暄,众人坐定,吃点心,说往事,乐也融融。我忽然发现,坐在对面的老太太不知哪来的。都是数十年前朝夕相处的人,哪有不认识之理?可是,怎么也想不起她是谁。我问坐在我右侧的学生,他摇头说不认识。于是,我断定她是屋仑市的人带来的新朋友。不久,席间有人叫她“李老师”,我才恍然大悟:她就是刚才坐我的车,一路和我说说笑笑的旧日同事。为什么认不出来?和她虽住在同一城市,但近20年没见面。而况我以“眼拙”著名,常认错人。不过,主要还是李老师上车后,我只管看路,没有扭过头或从后视镜去看她一眼。

  长久的固定位置造成了认知的偏差和局限,所在多有。王鼎钧先生的《国王是人生的一个角度》一文,写到一个人,在御花园拦路下跪,自称受人陷害,求万岁爷救命。国王问他是干什么的,他说:“二十年来,小人一直给万岁爷赶车。”国王命他抬起头来,看了看脸,却说:“从没见过你。”侍卫呵斥他,命他滚蛋。他慌忙离开。国王注视他的背影,若有所思,命令:“回来!”国王对左右说:“他的确是我的车夫,我看到他的背才想起来。”

  近几年来,手机普遍地设置了照相功能,使得从前只会用“傻瓜”照相机的人都成为摄影家。这一人人赞美的新玩意,却遭到英国女王的埋怨——她每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,都无法看到一张完整的脸孔,所有人都以手机对着她,一个劲儿地“咔嚓”。

  视角的固化,不但使人只能吸纳单方面的影像、信息,习惯成自然之后,还会让人只看到愿意看的。听过这样一个故事:三个年轻的偷渡客,经九死一生的攀山和泅游,终于越过边境,其时天已大亮。他们误打误撞,走进一小镇最热闹的集市。他们的衣服鞋子都没来得及换,头发蓬乱,胡子拉碴,当地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身份,好在没人举报。他们急于开溜之际,迎面走来一个当值的巡警。他们暗说这下完了!闪到一边,等候巡警拿出手铐。不料巡警径直往前走,理也不理他们。他们脱险后,怎么也想不通,只好把功劳归于老天爷。三十年过去,三个难友结伴回到老地方,欲解开“巡警为何视而不见”的哑谜。终于发现,他们三人当时所在的位置,背后是一家茶楼。巡警也许没吃早餐,也许有人在等候他,急于赴约,眼里只有茶水的热气和馋人的肠粉、虾饺。

  明了这一种人性的天然局限至关紧要,换位思考由此而来。它让人明白,可怜人有可恨处,可恨之人有值得同情处。而文学,就是要进入既不可怜也不可恨之人(多指陌生人)的私密天地,向人间打开一扇扇心灵之门。

  尽可能多并深入地变换视角、视界,从而开拓同情心与同理心,自然是好事。但“善体人意”者有软肋。巴尔扎克名著的主人公——吝啬鬼葛朗台,他有一特长,和商业对手谈判必操胜券。其秘诀是这样的:与人过招时说话结结巴巴,没一句话说得完整,期期艾艾,憋出大汗,人家急于明白他说什么,便全力替他设想,猜他的意思,无意中被他牵着鼻子走,失去立场,进入彀中。由此可见,被葛朗台带进沟里的这些人,可以是出色的救援人员或心理辅导员,但不宜当谈判代表。